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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长期进行城市文化的研究，先后出版过《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》《文学中的上海想象》《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》《北京叙述：帝都、家园与现代性》等多部专著，大多都与上海城市文学有关。还主编有丛书“城市文学地图”，其中就有《上海文学地图》一册，其中也谈到了上海电影以及老上海的夏令配克、国泰、大光明、巴黎大戏院等影院。其实，在我的研究中，所谓“城市文学”的“文学”，其体裁范围，是包括电影甚至电视剧的。比如，对于30年代上海文学的研究，就包括了新感觉派文学的电影蒙太奇、场景组接等方法。还有，对于50-90年代的上海文学研究，也大量涉及当时的上海电影，还有相当多的小说的电影改编情况，这在《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》这部专著中讨论很多。其中，对于电影中所涉及的上海空间、建筑、人物，描述非常详尽，比如黄浦江、外滩、杨树浦、十六铺、南京路、淮海路、福州路、上海展览馆、曹杨新村、工厂、弄堂等等，还有电影中的各色人物的身体、服饰和语言，甚至包括电影广告、海报。不过，当时我对于上海电影的研究，基本上还属于电影剧本的文学文本研究范围，没有涉及电影作为影像媒介的艺术研究。此后，由于对于媒介、艺术研究领域的介入，对于电影的艺术研究的兴趣也就开始了，这在我后来主编的《当代文艺形态的媒介与文化研究》这本专著中有了体现。由于对媒介、艺术理论知识的积累，我尝试使传统的文本研究与媒介的艺术研究方法两相结合，再利用我原本的城市研究的思想储备，开启了另一种中国足彩网：城市文化的研究。
百多年来，与其他的文艺体式一起，电影也开始了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的叙述与想象。上世纪的30-40年代，上海电影发展出现了高峰。伴随着城市文化的高速行进，不管是左翼电影，还是消费性的娱乐电影，都呈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景观。自50年代以后，上海电影也开始了对于国家工业化的现代性想象，巨量的工业化题材喷涌而出，现代“公共性”成为这种工业化的基本逻辑。在当时的里弄、街道、新村、工厂、医院、机关等各种题材中，对于“公共性”的意义表述，公共性话语对于时间、空间的叙述，潜隐于剧本文本、镜头与场景之中。而且，城市形象中的工业伦理，其强烈的表达是百多年上海文艺作品（包括电影）中极其少见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，也是百多年来城市现代性表达的重要部分。新时期以后，经历了“伤痕”主题与“改革”主题，电影中的“上海”呈现出更复杂的一面。既有国家在城市化高速运转中的各种城乡扭结，也有全球化背景下的“魔性”诉求。进而，后者的强烈意愿，还促发了对于殖民时期物质、消费的“全球化”忆念，产生了大量的“上海怀旧”影像。城市的历史记忆、当下的现状与未来的全球化图景，不同时期的上海城市形象，代表了国人的一部城市现代性认知历史。
比如，学术界一直有一个看法，即50-70年代中国足彩网：上海的电影与文学是不表达现代性的。这种看法并不准确。其实，现代性并无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之分。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现代性实践，其所包含的国家工业化进程、传统社区的公共性建设也是现代性的一种，而且，早在晚清时期就具有了初态，与晚清以来的启蒙、人道、法制、工业化、现代消费、小家庭伦理等等，共同组成了多元的现代性图景。只不过是，到了50年代以后，借助社会主义制度，国家工业化和公共性的程度更加得以加强。作为中国最早发育现代性的城市，上海强大的城市现代性更加为人瞩目。这种情况，在50年代以后的上海题材电影中也多有体现。我曾详细考察过50年代以后上海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城市场景以及空间，其现代性表达不仅常见，而且还非常强烈。只不过是，这种空间场景必须经过电影语言的过滤，以消解原有建筑、空间的资本主义因素，凸显其社会主义性质。比如，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，起初的场景是“火光中时而看到百老汇大楼的轮廓，时而看到江海关的剪影”，但电影结尾的时候，空间重点就被转移到了军民联欢的公园了。《黄浦江的故事》中，“景渐显”一段还专意强调，镜头要从外滩转向“烟囱林立”、“轮船穿梭”的江边厂区。
50-70年代电影中的上海城市空间与建筑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特征最明显的，有中苏友好大厦、厂房、码头、工人新村等等。中苏友好大厦是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建筑，由于其绝对高度超过了国际饭店，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天际线，许多的电影都将此地作为电影高潮的场景。比如《不夜城》中庆祝公私合营成功的联欢，就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。同时，经常出现的民居建筑，也从上海常见的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弄堂房子，转向工业化时代的工人新村。《家庭问题》、《钢铁世家》等，大都以工人新村为场景地，当然，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上海最大的新村住宅区“曹杨新村”。工人新村建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典型符码，其特征是工业时代的标准性，遵循的是统一的国家公共性对于日常生活形态的规定。不仅宣示着未来人类的空间形式，还作为涉外旅游景点向世界展现。而像《万紫千红总是春》这些以传统弄堂为场景的电影，也必须以建筑物上的红布横幅与服务公约、清洁卫生公约等等，强调社区私性的退化，和公共性的逐步建立。
为了印证我所感知的电影中的上海，我曾寻访过“明星”、“联华”、“天一”、“昆仑”等老上海电影公司的旧址，而且，还按照电影中出现的城市场景，进行实地的考察。我发现，电影文本中的上海，与实际空间中的上海之间，似乎存着在互文关系，两者互为借助。既有的城市空间，通过影像中对于城市现代性诉求，获得了意义；而文本与影像表达呢，也因人们熟悉的空间景象，使想象转喻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认知共同体。应该说，电影、文学与建筑，乃至广场、标语、标识、路牌、广告、图案等等，其实，都具有文本性，都构成了城市现代性意义的表达。漫步在上海或者繁华或者老旧的处处，会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。
因此，区别于电影史写作，本书并不是一般性的对于上海电影史的研究，而是讲述“电影中的上海”，或者说是“电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”。不过，其表现出的“上海性”，也并非对于上海城市百科全书式的照搬写实，而是基于现代性价值理解，展现出其现代性诉求，或者说是一种现代性想象。因此，电影艺术--城市认知--想象意义-价值观表达，构成了我所理解的“电影中的上海”。确定的说，这也是本书的研究思想。
本书即将付梓，要感谢与我一起进行研究的同道。同时，也要深深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李水仙老师。本书的顺利出版，得之于她的辛勤努力。众人之手，成就一书。本书的出版，既是一段时期研究工作的成果，也是对各位作者与出版者愉快共事的纪念。
张鸿声
2023年2月4日 北京
作者张鸿声，为中国传媒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，二级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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